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员由5万多人一下锐减到l万多人。经过两年的盘整，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29年，全国党员人数达6.9万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发来了一封关于改组派和任务问题的信。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信中还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之下，党内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来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又恶性发展起来。1930年春，时任中央的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动。他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军委对举行南京暴动进行讨论和部署。周恩来表示反对在南京举行暴动，但李立三坚持。于是，周恩来另外召集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大家全面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认为在南京举行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也从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南京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最终，会议否决了李立三举行南京暴动的设想。1930年2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周恩来仍表示反对。他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由于周恩来的反对，李立三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能实现。

　　1930年3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工作，同时处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

　　周恩来离开上海后，李立三着手发动南京暴动。他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打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我党南京的地下组织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

　　随后，李立三又制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结果，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如江苏省，从1930年4月到9月这半年中，被杀害的党员就有三千多人。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立即下达各地区支部。

　　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尽快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周恩来在莫斯科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设法使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央6月11日通过的决议。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周恩来、瞿秋白一起，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共产国际认为，中央6月1l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于是，1930年8月，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动身回国。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以同志式态度和李立三一起讨论和改正问题。周恩来通过个别谈话和会议传达等方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经过讨论，大家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9月1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9月4日第二封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

　　9月9日第三封信中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9月4日，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9月24日到28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中国秘密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和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决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李立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冒险错误，指出它是策略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这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口径的。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检讨。周恩来对李立三也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几个月，曾经对周恩来进行过不公正的斥责，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要把周恩来调离中央。但是周恩来始终认为，李立三是位革命的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办的，虽然这次会议也有不足之处，但基本上应当予以肯定。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三中全会的信中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立三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纠正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出色地完成了共产国际交与的任务，稳当妥帖地使中国转过了一个大弯子，端正了航向。

　　六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本来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补救立三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就在这一时刻，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变了。他们因为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前的两次讲话而大发雷霆。

　　李立三在讲话中，说“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这些言论，再加上李立三多次对抗共产国际关于停发6月1l日决议和制止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使共产国际十分恼怒。于是，共产国际决定“给这种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认为“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在10月23日发给中央指示信中，提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一来，周恩来、瞿秋白采取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刚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也就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原来正确稳妥的做法变成了保守调和的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七月指示的做法成了批判的对象。

　　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改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瞿秋白在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斗争时，瞿秋白批评了少数人的宗派活动，这使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对他十分不满。共产国际要求中央在必要的限度内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且说瞿秋白已走上了“与托派联盟的道路”，要撤消他的代表团团长职务，让其回国内工作。

　　共产国际并没有要瞿秋白回国后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意图，但是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回国后瞿秋白主持了三中全会，并在会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共产国际执委10月给中央的指示信上，不但批评李立三“产国际”和“路线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问题”的实质，同时还批评了瞿秋白，说他“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

　　在上海的周恩来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变化全然不知。中央是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的。在此之前，留苏学生王盛荣、陈昌浩由莫斯科到达上海。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央的新看法，在还没有同中央接上关系时，他们就先对王明等说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可以趁机大做文章。于是他开始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他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在党内传阅扩散；发动一部分人同中央对立、破坏统一、制造混乱；宣布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周恩来原来以为王明是因为中央派他去苏区工作，他不愿去，故而掀起风波的。但不久，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到达，周恩来才恍然大悟。11月22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10月来信，同时提出申辩:“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还对王明等人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报告中批评王明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并指出王明等拒绝党派他们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由于有米夫等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党内继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多方做工作，但还是不能平息风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大局出发，尽力忍让，不再申辩，一切以维护党的统一为重。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派米夫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向米夫提出，自己既然已经犯了错误，就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辞去所担任的中央职务。同时，周恩来还荐引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去见米夫，并提出把何孟雄也列入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但是米夫考虑的却是怎样扶王明等人上台，掌握权，何孟雄对王明不利。因此米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跟着说: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也道出了一点实情，米夫和王明心里清楚，党中央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周恩来。瞿秋白被排斥了，他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周恩来说:“你还是背着这个担子吧。”

　　当时李立三的错误已使党受到了很大损失，中国急需稳定团结，而王明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他们背后又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周恩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毅然挑起了重担。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参加了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一方面接受批评，作检讨，另一方面仍设法保护了大批干部。他不顾个人的艰难处境，在会上指出：“站在派别观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所能允许的。”“认为过去凡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会上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尽力使党免于分裂、减少损失。k8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