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拥有当今世界1/5以上的人口。我们既要考虑自身发展，也要顾及在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和我国的外部形象。我们国家在全球核俱乐部、联合国安理会、全球投资和贸易领域以及本地区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不能不更加重视多边外交这种受到广泛重视的外交形式。虽然人均国民收入仍然较低，中国的综合国力却不完全是人均产值等指标能够反映出来的，相反，它与总的幅员、人员及一些特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可以说，中国自从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加上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也是一个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大国，中国也有日益增大的太空及外太空的利益（如防止某个或某些国家拥有毁灭性的太空武器，或开发人类可能特别需要的某些“宇宙民品”等）；（注：据报道，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大国的行列。中国迄今为止一共成功发射了三颗极轨气象卫星和两颗静止气象卫星，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气象卫星的国家（见2001年6月30日《北京晚报》）。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纪之交也已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能够回收宇宙飞船的国家，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发射太空人能力的国家。）近年来随着海洋石油运输线重要性的上升，随着国内油气产量增幅的相对停滞（尤其是与国内经济的迅速增长相比较），也随着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走出中国看世界之兴趣的增强，中国朝着成为海洋大国、能源大国和极地大国的方向迈开了步子，关注“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如大洋洋底锰矿资源及其他矿藏），关注各种海上资源运输通道和旅游线路的安全畅通，关注南极开发利用及南极条约的命运，成为专家层面之外越来越多人们的呼吁；不必说，中国也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逐渐加强的要求，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惟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代表，我们国家很难认可或默许诸如美国全球反导系统的合法化，也当然不会同意核扩散的阴影四处蔓延（像南亚近几年发生的事态那样），更难于想像中国会坐视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或印度支那出现任何剧烈动荡的局势不管。这一切，不管中国情愿与否，都需要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沟通合作，需要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调整、或直接干预，总之是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加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外，无须讳言，中国之所以现在越来越看重多边外交形式，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美国在冷战后的霸权行径和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美国一些势力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的霸道思维及单边主义，不仅令大国关系变得紧张，令国际战略格局有可能失衡，也造成了相当大范围的和持续的不安情绪。在笔者看来，中美之间现在的摩擦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一种谁也不可能简单地排斥掉另一方的复合性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一种双方都不能不用“两手”对付对方的对立统一。正如两边的领导人和分析家多次指出的那样：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深刻的，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领域的摩擦是持久的、可能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争端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国之间在全球和地区军备控制及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利害关系是复杂而重大的、时而吻合时而对立的，两国在人权、环保、防止毒品和走私犯罪等问题上既有共同需要、又有严重碰撞。中美之间这种复杂的对立统一只是由于布什新政府的上台而突出，但它绝不会因为美国政治上的更迭而发生根本转变，换句话说，这种关系将表现为一个长久的、充满曲折的过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惟一超级大国，不会允许对它的领导位置的哪怕潜在的挑战趋势，并且将用各种手段（包括单边外交行动）遏止这种趋势。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升最快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在上面提到的很多领域有一定实力和新的要求的大国，势必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贸易秩序提出深刻的批评。（注：中国方面的事例在此不多提，相信我们的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介绍若干有代表性的美国方面的新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一读。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内森和罗斯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皮尔斯伯里著：《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埃克诺米和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江忆恩与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H.K.Jacobson and M.Oksenberg,ed.,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Steven Brams & Alan Taylor,The Win-Win Solution,W.W.Norton & Company,Inc.,N.Y.1999.）中国人当然注意到，这种批评有可能逐渐获得更大范围的赞同和支持。因此，面临美国霸权主义的压力，中国在力争维护稳定的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和扩大经贸关系的同时，必须另辟蹊径、广泛结交，发展新的多边外交渠道，既为自身的良性发展、也为全球的战略稳定，开拓新的活动空间。

　　往长远看，还可以说，发展多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这里，首先要特别讨论一下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即人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对子的定位。目前似乎存在一种看法，好像一讲大国风范和大国外交，就是自我张扬、盲目自大，甚至忘记国内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着干，“扛大旗”、“当第三世界反美联盟的领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这么大，发展如此快，自觉不自觉卷入国际事务的程度都是从前没法比拟的。现在，我们国家是“树未大先招风”，很多事情上你想藏起来，不参与不议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举一个例子，中国以往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时，凡触及一些敏感棘手的情况，多半是投弃权票。久而久之，不仅常任理事国中的其他大国习惯于明里暗里甩开中国搞磋商做方案，连许多原先寄厚望于中国的中小国家也有失望情绪。我担心，长此以往，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会有名无实甚至可能难保，假使真要让国际社会投票决定的话。总而言之，确立外交战略目标，主动采取各种行动，并不是要处处与谁挑战，而是深入思考我们的利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更加积极地参与和作用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依此利人利己，成就“多赢政治”。

　　那么，什么叫具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尤其符合当今时代特点的大国外交？这需要理论界深入探讨，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想，原则上，这一概念至少应具备如下内涵或要点：

　　＊在策略上，大国在外交上比较善于把握时代特点和推进自身目标，有统筹的全球方针及地区战略，能够为此娴熟运用本国国力、海外资源和各种现成的国际机制。自然，大国外交通常有较好的大局观，善于权衡利弊，不易为短期的和局部的利益所动。一般说来，大国在外交上有较好的危机处理机制，内部各部门间的协调也比较充分到位。

　　＊在大国关系方面，大国对其他的大国从不依附（这与某些弱小国家不得已的策略形成鲜明对照），绝不幻想彼此间彻底消除摩擦（甚至预期彼此间会存在日益增多的摩擦），但始终保持一种均衡适宜的“度”的把握，不让既有的摩擦失控（比方讲造成严重的军事对抗和战争伤亡并对其他方面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

　　＊从向心力判断，相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大国有独立的文化价值系统和适当的战略疆域（尤其是某种和平的邻国边界与合作的周边环境），对中小国家和周边地区有特殊的威慑力与亲和作用。

　　＊从国际机制层面观察，大国通常拥有全方位的代表权和充分的倡导机会，对全球事务抱着积极的参与态度，倡议最多也影响最大。一般而言，大国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内担任主要领导人和秘书处要职的机会较多，事实上对国际议题有某种引导作用。

　　由上面的简短界定不难看出：第一，所谓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比如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的某些单边霸权行为所以受到广泛批评，就因为这种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第二，有大国风范的外交不一定处处张扬、凡事挑头，毋宁说，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体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的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第三，中国现实中的外交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也有广泛的赞誉，但在上面提到的某些方面，离真正的大国外交标准仍相差不少。不光是“硬件”方面有很大差距，在“软件”上同样存在不小的欠缺。比如，从中国外交政策目标判断，我们确有一些微言大义的概括，如争取人类和平与发展，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与全球化与推动多极化，改造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等。这些概括一般来说是不错的，永远不过时的，可它们中有哪些属于大国才有的特质，哪些是任何国家都可能追求的目标？有哪些是属于中国特有的要求，哪些是一般大国均不得不满足的条件？有哪些是近期或中近期的目标，属于发展为主的阶段必须保持的内涵，哪些是中长期或长期的目标，属于中等发达的大国可能追求的东西？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机制——不管是政治的、安全的，还是经贸的、环保的，或者是文化的、学术话语方面的——之基本策略，是“参与过程中加以维护”，还是“参与过程中谋求改造”？换句话说，中国是“建设者”呢，还是“挑战者”？比方说，中国有无自己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它的策略考虑是什么，它的法理依据又何在；中国有无中长期的亚太安全战略，它与中日安全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安全关系或与东盟的安全关系之间有何联系？中国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有何倡议或战略，我们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最大国家，如何在应对方针上既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又适应世界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呼吁？

　　同样，作为亚太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磨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了极左思潮对外交上的某些消极影响，扩大和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应当看到，在中国的二十多个邻居（有些接壤，有些不接壤）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近一半的国家与我仍然存在主权权益方面的分歧，分别涉及陆地边界划分、海岛大陆架归属、经济区开发等不同层次。这些国家中，既有大国，也有中小国家，有些矛盾比较缓和，有的则棘手一些。面对中国整体经济和综合国力近二十年的高速成长，多数国家既由衷地佩服，也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不能不承认，在一些与我有主权纠葛的国家，“”仍有相当市场。更是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麻烦，它很可能是中国未来外交工作的一个“瓶颈”。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手段有限，我们还有不少有影响的国际机制尚未加入；中国人担任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协调者的场合很少，与中国的人口和幅员及综合国力极不相称；我们在最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倡议权及活跃程度，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够，如在国际维持和平行动领域的参与就较低；我国在联合国中缴纳的会费仍然不太多。坦率地讲，这些都多少制约了我们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把多边外交视为我们追求的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主动地采取行动，更加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同时更加充分地推动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的实现。（注：这方面，国外最近出了一本很有意思、也很有影响的书，作者是所谓“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Martha Finnemore。此书着重研究了国家利益如何通过国际社会（包括各种国际机制）得到实现的问题。参见费丽莫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之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特别是其第一章“定义国家利益”和第六章“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学”。）毫无疑问，中国对待多边外交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应当与我既定的总体外交思路保持一致，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划线；广泛结交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至少不能公开鼓励此类消极行动）；旨在推动和平与发展；逐步改造旧的世界秩序。我们实行的多边外交，应当与传统的双边外交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明白，多边外交毕竟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双边外交，前者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一些观念与做法，都要求中国在具体外交实践中有所选择，不可能只有得没有失，只享受权利和好处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肯定，这一过程不排除要放弃一些旧的做法和利益，大胆尝试一些新的思路及措施。比如，它可能要求我们放弃对八国集团的传统认识（所谓的“富国俱乐部”），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加强与它的沟通与联系；它也可能要求我们与对手甚至潜在的敌人打交道，甚至不排除与北约这样的西方军事组织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当东盟与美国一起展开军事演习时，如果有合适的邀请，中国可能应考虑更加变通灵活的方针。网络时代的启示是，如果你自我放弃一个机会，你就失去了力量的一个支点；反之，多一个接触点，就多一个代表权，多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我们既然可以与美国军方接触，为什么要害怕北约或东盟？何况，参与绝不等于赞同或默许，它仅仅表达一种愿望和意志，即中国不希望被排除在任何重要的多边活动之外，我国也是国际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应当有权利有机会表达自己在所有重大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见解。

　　如前所述，当代国际上的多边外交实践，特别重视多边机制的作用。（注：Robert Keohane,Multilateralism: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Autumn 1990,pp.740～748.）国际上的研究者多认为，没有成熟的多边机制，就没有成熟的多边主义。事实也证明，仅仅是国家首脑或外交家个人的交往是不够的，往往也是不稳定的。惟有形成一定的规则和作用机制，才能比较持久、有效地扩大多边合作及参与国的整体影响。这恰恰是以往中国外交比较忽视的一个领域。传统上，我们的国际关系观念对多边主义基本上是拒斥的。不能否认，“机制化”确实有利有弊，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其积极因素的利用。中国现在已是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及协议（如联合国安理会、APEC、核不扩散体制）的成员，同时还在争取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及协议（如世界贸易组织、反外太空军备竞赛的某些协定）的资格，同时被要求进入我们不太熟悉和不大情愿的一些国际组织及协议（如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控制导弹及导弹技术输出协议）。这不只是对中国外交应对复杂局面的考验，也是建立有我特点的多边外交形式的一个机会。我们应当恰当地处理好争取权益与承担义务的关系（如使用我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更多参加维和行动、承担与中国地位相适应的会费、对国际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予以某种响应），避免给其他国家一种“只取不予”的误解，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期待的影响力，增强对单边霸权行径的有效遏制。我们既要谨慎维护自身利益，规避某些多边活动对我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要树立一种符合当今时代特点和改革开放后进步中国的形象。

　　当代多边外交的另一重要形态，是各国对本地区一体化的政策推动。西欧国家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虽然有一些波折和矛盾，更有不少成功的结果及经验。欧盟的出现和深化，可能预示着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有进步意义的重要创造。在西欧之后，目前世界各地区都在加快区域一体化过程（含次区域性的形式），提升本地区的合作层次与水平，不仅有经贸和技术内容，也开始涉及政治及安全领域。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萌芽发育较晚，近几年不少国家感受到它带来的问题，也发出了加强地区性合作的各种呼吁。应当承认，推动地区一体化，是中国有现实需要但比较缺少经验的一个领域。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我国在这一区域有较多的利益（和较多的麻烦），理应把推动多边外交的重点放在周边。从更广的意义讲，如果连本国所在的区域都无法成功整合，怎么谈得上建立全球范围的政经新秩序？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时期大国关系的调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磨合），在亚太地区，既有很大的发展与合作的机遇，也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潜质。中国必须首先安抚邻居、安定周边。我个人以为，中国推动区域性多边外交的要点在于：以“求同存异”、“双赢共进”的态度，妥善处理本地区的各种摩擦与矛盾；大力倡导亚洲国家的团结与互助，在全球事务中加强沟通与合作；朝形成区域性合作形态的方向逐步努力，不断增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内在凝聚力。在本地区整合问题上，主要难点有两个：第一是如何另辟蹊径，将特殊而敏感的台湾事务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既不让势力和外部干涉企图得逞，也不让它成为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麻烦制造点甚至无穷尽的拖累。近期观察，两种激烈的要求（迅速的统一尝试和势力的得逞）都不大可能，现状的维持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我想，新思路的要点是，积极地、建设性地维持现状，避免破坏现有良性势头。第二是妥善处理中日两大国的棘手关系，从全球战略的高度重新定位彼此的角色，小心谨慎地避免各种麻烦升级，牢记历史又超越历史。这一问题的关键点，我以为，是如何将两国长远关系奠定在一种尊重全球化时代相互的国家利益之上，奠定在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之上，而不是被置于一种被动的和情绪化的、容易受到突发事件或历史积怨影响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能够真正把这两件事情办好，我相信，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阻止中国成功地实现加强本地区团结的目标，让21世纪成为令亚洲人昂首自豪、不再受他人挑拨离间和受外部势力左右的时代。

　　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国家之间存在着三种政治交往文化，或者叫相互关系的哲学。一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政治文化，国家之间必须争斗出个输赢，彼此考虑的是如何消灭或压倒天生赢家 一触即发对方。两次世界大战表达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冷战及其思维亦是如此。第二种是充满竞争性的政治文化，国家之间既有争夺、也有合作，争夺或合作都是为了狭义的自身利益，很少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福利和安全。现实世界我们见到的多半属于这种政治文化。第三种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和合文化”，西方人叫它“康德文化”，（注：［美］文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1～42页。）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多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滋生，是一种真正的“求同存异”哲学。欧盟的成长经历，部分地验证了这种政治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在我看来，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三种政治文化其实是并存的，有时互换的，并存也好、转换也罢，主要取决于政治意愿、国家体制、外部环境，以及具体领域和问题上既有安排和历史记忆。实践同时证明，历史地看，“不共戴天的文化”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摒弃，至少是不得人心的，而全球“和合文化”或者说“康德文化”还只是少数国家的一些远见和呼吁，充其量只是少数先进国家的“奢侈品”，至于当今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仍然信守和奉行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第二种政治文化。三种政治文化之间的由低向高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了困难与挫折。我想说的道理是，理论的创造或创新，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纯粹学术的动机，或者是为了取悦于政治领导或社会公众，而确确实实有它的历史价值。在看待全球化时代的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的问题上，同理，要具备这种历史的眼光和高度，不能就事论事，纠缠于具体的矛盾与利害关系之中，那样的话，往往可能陷于国际关系学早已证明的“镜像观念”和“囚徒困境”而不能自拔。

　　无须赘言，多边外交既可以创造国家间合作与壮大自身的机会，也可能对我们已习惯的外交思维与做法带来某些新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多边外交，既是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一个内外积极互动的过程；发展有中国特点的多边外交，既是一种韬晦谋略、运筹帷幄的艺术，也是一个学习适应、自我改进的过程。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崛起的中国，应该熟悉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当代国际交往方略；通过这些形式，既不断改善或创造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亦在相互适应中使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融合。恰当对待和熟练运用多边外交，归根到底，是中国走向“建设性的和合作性的崛起”的关键所在，是中国与世界协作共进的枢纽。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应当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我们经常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它不仅指人均产值或技术水平或社会福利等“硬实力”方面离当今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而且应该说它还指法制建设、生态保护、市场完善程度、公民政治参与以及掌握多边外交方式等“软实力”方面的不足。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或某些图谋分化、弱化我国的对手（尽管毫无疑问存在这方面的威胁），而是来自自身的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来自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失误（“文革”时期对中国造成的损害就是典型），来自我们自己对这种内在缺失的浑然不觉甚至消极漠视。中国影响外部世界的最好途径，是完善自身的存在方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只要包括对外交往在内的所有工作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一定能够在新世纪里，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新形象屹立于世界，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