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4年张之洞筹建以来，汉阳兵工厂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型综合性兵工厂，在清朝，汉阳兵工厂是与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并称的前三甲兵工厂，在民国，汉阳兵工厂与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并称为民国三大兵工厂。

　　虽然汉阳兵工厂存在比较严重的国企病，但在民国时期，其综合生产能力仍然稳居第二位，生产的明星产品“汉阳造”，因历史悠久、产量巨大，堪称当年国产武器的代名词。

　　战争时期，兵工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中国这种农业国家而言，k8凯发兵工厂绝对是重中之重的保护目标。

　　可以预见的是，在日军重兵攻击之下，武汉是保不住的，但汉阳兵工厂必须保住。由此，汉阳兵工厂全厂20000多名职工、家属和全部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厂房的钢架、钢窗、铁地板等全部拆卸装船，踏上了西迁大后方之路。原厂址夷为平地。

　　与汉阳兵工厂齐名的另外两大兵工厂却没那么幸运，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沈阳兵工厂被日军完好占领，成了日军侵华战争的主要兵工基地之一，太原兵工厂只运走1000多部小型机床和200多台动力电机，其余设备（占绝大部分）悉数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甚至将数千部较好的机器运往东京、大阪、沈阳、大连等地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

　　由于兵工厂规模太过庞大，且运输能力有限，汉阳兵工厂采取的拆分转迁办法，其中火药厂和步枪厂迁到了重庆，汉阳兵工厂巩县分厂迁到了湘西烟溪（今湖南安化县），子弹厂、机枪厂、手榴弹厂、机器厂、动力厂迁到了湘西辰溪（今湖南辰溪县），汉阳兵工厂由此解体。

　　随着战事的发展，迁到湘西的兵工厂之后又经历了迁移与整合，其中一部分迁到了重庆，一部分因日军占领宜昌而被迫折返，仍留在湘西。

　　为了躲避日军侦察，强化保密性。兵工厂拆分转迁之后，兵工署（国民政府统一管理兵工厂的机构）对各厂进行了更名，其中迁到辰溪的分厂改称为第一兵工厂，迁到烟溪的分厂改称为第十一兵工厂，火药厂改称为第二兵工厂，步枪厂并入从南京迁到重庆的金陵兵工厂，改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1939年留在湘西的所有分厂被重组为第十一兵工厂。

　　经过一系列拆分重组，汉阳兵工厂作为一个名词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实体则融入了整个抗战军工体系之中，持续为抗战发光发热。

　　早在淞沪抗战之时，为长期抗战考虑，上海炼钢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巩县兵工分厂、济南兵工厂、中央修械所这六厂一所，率先拉开了兵工企业內迁的序幕。

　　武汉会战期间，全国兵工企业进入了西迁的高潮期。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相对先进的兵工厂一律迁到重庆及其附近（重庆集中了全国近80%的军工单位），大后方的桂、滇、黔适当布点，同时，不放弃在株洲、衡阳一带建立前线兵工生产中心点，方便及时补充前线。

　　“三千万人被本能地驱赶着向西移动，路上崎岖难行，没有铁路快车可搭，全世界目睹了人类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景象之一，史上最大的迁徙。凡是可以使用和搬动的东西都被中国人带上路，1000多个工厂的机器，重达3亿多磅，被用卡车运走，用牛车运走，以及扛在背上带走，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2000多英里的路程，向西2000多英里，每一条往西的河都载满船只，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即使是山谷里的狭窄河流也一样，运送比生命重要的机器往西行，旅程是以英里计，以英尺计，以英寸计，流着汗水一步步披荆斩棘，没有火车、没有船、没有牛车的地方，还是有自动帮忙的人手，3000万人往西迁移，往西离开侵略者，往西离开奴役与死亡，往西寻找自由。”

　　就这样，在火与血的环境里，中国艰难地组建起了军工生产体系，为了持久抗战奠定了武器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不能自给。抗战前期，中国还能够从外国购买武器，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海上交通线和陆上国际交通线相继被切断，进口武器的渠道几乎全部断绝。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对未来中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整合、充实国防资源，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的主要兵工厂如下：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上海炼钢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株洲兵工厂（筹建中）、中央修械所、军用光学器材厂。

　　还有一批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兵工厂：太原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广东化学厂、广西各兵工厂（柳州制弹厂，南宁第一、二、三机械厂）、重庆各兵工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制弹厂、重庆电力炼钢厂、华兴机器厂）等。

　　以上便是中国抗战的主要家底（其他各省也有一些小型兵工厂和修械所，但体量太小，不一一罗列），除了太原兵工厂后来沦陷之外，其他各厂基本都保存了下来。

　　1937年2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做军事报告时，谈到了兵工制造和弹药补给问题。报告显示，当时的中国兵工厂能够生产手榴弹、子弹、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75mm~150mm各型号炮弹、10~1000公斤各型航空炸弹，以及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其中炮弹的引信、钢铁都能自造自炼，此外还能制造防毒面具、光学瞄准器、指南针、望远镜等。产量也是逐年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兵工厂，陈济棠主政广东时，从德国进口了全套火炮、炮弹生产设备，使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火炮生产基地，其兵工厂甚至还能制造七五加农炮、七五步榴炮、一〇五榴弹炮。1936年两广事变后，广东的兵工企业悉数被中央接收。

　　可以这么说，除了飞机、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军舰等武器之外，常规轻武器中国基本都能自己制造。

　　能否制造武器是一个问题，制造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又是一个问题。在西迁之前，多数兵工厂一厂多能，讲究大而全，什么都造，但产品质量一般，效率也比较低，难以实现专业化生产。西迁之后，所有兵工厂被重新洗牌，根据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拆分重组，中国军工因此实现了专业集中生产，大大提升了兵工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一方面，兵工厂高度集中于重庆两江沿岸，水路发达，原料和产品运输便利；另一方面，兵工署对所有兵工厂进行专业化的归并整合，更利于弹药器械的批量生产，也利于技术攻关和产品改良。

　　比如中正式步枪、轻重机枪的生产，集中于第一、第二十一兵工厂，迫击炮及其炮弹生产，集中于第十、第五十兵工厂，子弹生产主要集中于第二十、二十五兵工厂，手榴弹、掷弹筒生产集中于第三十兵工厂等等。

　　总之，经过一系列资源整合之后，大后方的军工生产能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

　　相对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言，中国战场的战争属于低烈度战争，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力和战争的长期性，这种消耗依然是惊人的。

　　从全面抗战打响到南京失陷的半年里，“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国民政府战前储备弹药几乎耗尽。

　　以1937年11月为例，军政部报告显示，弹药库存只够20个师作战3个月。

　　损耗量也直接反映出了战争的激烈程度。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1939年、1945年是械弹损耗量最大的3个年份，其中1938年爆发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所以这一年的炮弹消耗量达164.4万颗，几乎占八年全面抗战消耗总量的一半，1939年是冬季反攻，1945年是全面反攻，战争损耗尤其突出。

　　前期，虽然兵工厂搬迁影响了生产，但好歹还能得到部分外援，进口渠道也通畅，中期出海口被日军封锁后，断断续续的滇缅公路和之后驼峰航线，几乎是杯水车薪，一切只能靠中国自己的兵工厂。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损耗大于生产的品种有：步枪、轻机枪、子弹、迫击炮弹，这表明这些东西中国还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存在缺口。损耗小于生产的品种有：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以及手榴弹、掷榴弹，这表明这些品种中国不缺，甚至供大于求。空白处则表明中国无法生产该产品或统计数据缺失。

　　我们再来看一下抗战期间各年度械弹平均补充、损耗情况（注：表中的年度，指的是民国纪年，27对应的是1938年，依此类推）：

　　从表中可以清晰看到平均每年的损耗和补充情况，其中补充分为自产和援助、进口，而后两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的援助主要提供给了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不在统计数据之内。这意味着上述的武器补充，几乎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

　　最后做个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大后方有兵工厂32家，其中总厂21家，分厂11家，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滇、黔、湘等省份，以上兵工厂共有员工87670人，机器22191部（1945年胜利前夕数据）。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军有现役士兵170万人，战争后通过扩军，兵力长期保留在两三百万，中国军工后方军工生产体系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战场上各种械弹的耗损，但常规武器上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军工生产对抗战的最终胜利居功甚伟。

　　但是，由于没有实现工业化，工业基础太差，使得中国军工体系在重武器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前线需要，比如薛岳的第九战区就一度处于连10门火炮都凑不齐的尴尬局面，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战力。我们常说的中日军队的武器差，主要体现在重武器上，轻武器方面，中日差距并不大。

　　抗战期间，尤其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炮火支援以迫击炮为主，这种武器成本低、产量大、作战灵活，是中国军队最主要的火力输出，据统计，整个抗战中有几乎一半的日军死于中国军队的迫击炮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