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洛，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1930年5月21日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企业组织与计划”专业研究生，1955年毕业后回交通大学工作；随交通大学举家西迁，在西安交通大学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与教学工作至今。他致力于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在管理领域的推广与应用，开创性地推动和建立了管理工程、工业工程学科，为中国管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工作；基于他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突出贡献，于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200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联合颁发的光华工程科技奖。

　　芦沟桥事变一声炮响，打破了他童年和平安宁的生活，随家辗转迁往重庆，小学期间是在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住家被炸平烧成灰烬，上学途中曾爬过横尸、血流的街道，幼小的心灵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自幼培育了爱国图强、发奋学习、振兴中华的志向。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上海，在得来不易的生活环境中，他立志勤奋学习，向往科学救国。高中三年，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素养，奠定了扎实的数理基础。1949年他同时考取了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革命的潮流使他选择了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通大学这个革命熔炉的锤炼下，先后参加了共青团和中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1952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吹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号角，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建设的第一线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企业组织与计划”专业研究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系统地完成了管理领域的理论和知识的学习，1955年毕业后返回交通大学，从事管理工程教育事业。1958年又响应祖国的召唤，天生赢家 一触即发义无反顾地全家随校迁往西北，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在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汪应洛几十年如一日，放弃了多次返回上海或去国家部委工作的机会，扎根在大西北，1958年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副主任，197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创建全国首个管理工程专业并任系主任，1984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70年来，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人才。

　　汪应洛是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奠基者之一，从事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育70年来，开展了大量系统的、创新性的工作。

　　汪应洛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将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解决中国工程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推动了系统工程从工程向管理领域的发展，出版了第一部以解决管理与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系统工程教材，是中国系统管理学派的重要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为中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繁荣及相互融合作出突出贡献。汪应洛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关注社会重大需求，与时俱进，将系统工程、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理论与方法系统、创新地应用到管理学科的各个领域，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突出成绩，研究成果被企业界、政府广泛采纳与实施。他充分强调学科与知识的融合，开创性地完成十余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曾获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光荣称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4项。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汪应洛致力于系统工程在国民经济重大决策中的应用，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领域，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其参与完成的“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研究工作、“2000年的中国”研究工作，完成的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工作，建立全国教育规划模型并参与制定的全国人才规划等，都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系统工程应用的重大成果；其承担完成的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工作，形成了大型工程决策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相关成果在国家科委组织的长江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论证中得到实际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汪应洛在中国率先提出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核”与“核度”的理论。应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提出了全面提高工业生产率的手段和方法，奠定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基础，在企业应用中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参数核度进一步刻画了系统“核”，弄清了核度及网络顶点数固定条件下系统网络可能具有最优的网络结构及相应的构造方法，研究了在核度意义下的优化理论，为复杂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他和他的学生提出了和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管理学派的标志性成果，开始创立具有中国元素的管理学派。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重点关注了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例如，1995年提出基于计算机智能化的战略决策方法和支持工具等理论；1995年主持“863”高技术产业化过程和机制研究，就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围绕制造业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先进制造模式及管理”“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管理研究”等，以及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分散网络化制造及管理研究”等重大课题，提出“灵捷网络化制造模式”理论和方法以及实施途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制造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一系列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相容的管理模式，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2000年开始，汪应洛提出企业柔性战略概念和实现战略一体化的管理方法并加以实施；2001年开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知识管理的重要观点，如在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伪隐性知识的概念，就此领域和香港理工大学等学校开展广泛的合作，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依托成立了“知识管理与创新研究中心”；2005年开始，针对中国承担制造业产业转移过程中，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情况，指出中国制造业需要向技术研发和市场服务两个领域转移和升级，提出了服务型制造等理论和方法并在多个企业推广和实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0年开始，紧密结合新一代信息与现代管理的融合，将大数据技术引入到社会与经济管理之中，提出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理论与方法，面向社会经济管理重大问题开展基于数据驱动的管理创新，为IT流程治理、社交网络治理，以及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解决方案。2016年开始，提出和倡导开展智能制造管理研究与实践，基于智能制造系统的CPS体系获取制造系统大数据，以企业运营的KPI为导向，探索制造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径、模式和精准决策机制，推动制造企业创新发展。

　　他的著作颇丰，出版了《战略研究理论与企业战略》《战略决策》《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系统工程》《工业工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中国的实践》《清洁生产》《工业工程手册》《绿色供应链管理》以及《服务外包概论》《工程哲学》等20余部著作。发表了《企业柔性战略——跨世纪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的探讨》《支持快速产品创新的先进制造模式》《新世纪我国工业工程发展的战略思考》等论文300余篇。

　　汪应洛为中国开展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卓越的贡献。在国内，他最早提出从有工程实践经验的人员中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培养了一批拥有双学位的高级管理人才；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批管理工程专业本科生教育，此后以系统工程学科为依托开展了管理工程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了西安交通大学为首个管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1986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80年代后期，汪应洛首先在国内倡导工业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开创了中国工业工程教育体系，为中国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中国该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汪应洛积极推动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在他的推动和倡导下，西安交通大学在中国积极开展专业学位体系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首批试点培养了一批工商管理硕士，并率先建议国家设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近年来还在积极倡导与推动工程管理硕士和应用型管理学博士的教育工作。他对中国管理科学学科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科的体系结构，该成果于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汪应洛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办学，参与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校际合作计划，长达十年之久，并举办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生中心，先后为全国培养博士生近百名。作为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积极推动中国工业工程年会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交流会议，与国际学术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推进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他连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工程学科评审组第1—4届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科评议组第2—4届、第6—8届委员、组长，国家教委管理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第1—4届主任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2—4届副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两届常务理事兼工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系统工程委员会委员，国际工业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期刊Computer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国际编委。

　　汪应洛的教育成就有口皆碑，是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已培养博士生120余名。他指导的许多学生学有成就，有的已获“中国青年科学家”称号，担任校长、院长职务，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及入选国家级人才，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导并成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学生则成为省部级领导、优秀企业家。

　　汪应洛首次提出中国煤化工“三位一体化”发展模式，以煤炭开采为基础，强调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并在产业园区内实现煤炭资源深加工过程中伴生物质的循环回收，以“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突出表现为“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三位一体化”发展模式秉承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根据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采取产业链协同和多联产方式，大力推进煤、电、化工产业链梯次开发，延伸产业链，逐步壮大产业集群，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遵循工程建设与资源条件、能力培育等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三位一体”循环产业园区的建立与输出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第一步是集成资源，获取形成煤化工产业园的各种资源，为深化煤化工发展作准备；第二步则是在运营过程中不断提供装备制造、成套与运营管理能力，深化煤化工发展；第三步是深化煤化工产业链，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运营与管理模式，整体输出。

　　煤化工“三位一体化”模式以煤炭开采为基础，强调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并在产业园区内实现煤炭资源深加工过程中伴生物质的循环回收，以“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对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探索开展二氧化碳综合利用新途径，构建现代煤化工生态化产业体系仍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于陕西能源发展战略及煤化工“三位一体”的观点被陕西省领导高度重视；陕西黑猫焦化有限公司、陕西省韩城钢铁炉料有限责任公司、韩城市新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领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力优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亚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应用了部分研究成果，在环境、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益。

　　汪应洛结合中国实际，在“三位一体”模式指导下，围绕“双碳”目标，创新发展思路，打破能源“边界”，融通各个领域，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能源耦合利用的实施方案和路线图。

　　多能源耦合利用技术路线是以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为基础，将传统化石能源与新能源有机耦合，为高耗能行业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一是将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为绿色生态园区，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亩均产值。通过二氧化碳耦合燃烧循环利用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碳捕集成本，并配套建设绿电制氢装置、精细化工厂，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二氧化碳合成氢制取精细化工产品，实现“零碳”排放。

　　二是多种能源高效耦合利用，既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深度洁净化利用、保证能源安全，又加快新能源的发展。通过多能源耦合利用技术路线的实施，随时可切换为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将高耗能企业发展为“虚拟储气库”“虚拟调峰电厂”，可实时为气网、电网调峰，加快天然气和新能源的发展。

　　三是数字赋能支撑绿色转型。在基于工业互联网、数字赋能技术的有效支撑下，生态园区内的每个业务板块的生产工艺围绕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实现精准匹配、高效耦合。

　　下一条：席光参加社科处、国际处联合召开的“学习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协同落实‘十四五’规划工作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