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业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上海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发祥地。但在晚清民国之际，大到橡胶轮胎，小至肥皂牙膏，全部都是洋货舶来品的天下。为了挽回利权，一批有识之士初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为民族化工产品创出一条路来。

　　一生致力于开发国货的方液仙，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西书院，后在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堂跟随德籍化验师窦伯烈学习化学，同学中还有后来著名的味精大王吴蕴初。1912年，方液仙用一万元资金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化学品。1915年，中国化学工业社扩大规模，开始试产三星牌蚊香、皮鞋油。五四运动之后，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提倡国货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方液仙每推出一个新产品都是在同洋货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

　　三星牌牙膏是在三星牌牙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世界市场上牙膏正在替代牙粉，方液仙决定以美国丝带牌牙膏为赶超对象。1923年，三星牙膏问世，每支售价二角，比七角一支的丝带牌牙膏便宜得多，十分畅销。牙膏利润虽然较低，却是家家必备的日用品，产量高，快，一直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主打产品。至于三星蚊香，方液仙将目标瞄准了日本野猪牌蚊香。蚊香的关键配料是除虫菊，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种植，而且制造盘香的技术也没有过关。因此，方液仙派人到日本的蚊香厂学习，掌握了机制蚊香的技术，终于试制成功三星牌机制盘香。三星蚊香自问世后，销售量逐年提升，1925年五卅运动，日货进一步受到，野猪牌蚊香终于绝迹于中国市场。方液仙还引进了除虫菊的种子，在上海及江浙两省推广种植，保证了蚊香原料的供应。三星牌调味粉的生产也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强项。1922年，吴蕴初试制味精成功，方液仙原拟投资合作，但未能成功。于是他自行试验也获得成功，只是在质量上稍有逊色。中华化学工业社正牌产品“观音粉”销路较差，而副牌产品“味生”由于售价便宜，主销餐馆饭店，很受欢迎。经过努力，方液仙的调味粉、吴蕴初的味精，以及天一味母厂的味母等国货产品，终于将日本“味之素”挤出了中国市场。1938年，中华工业社“剪刀牌”肥皂投产，由于脂肪酸含量高达50%以上，质量远超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祥茂”肥皂。然而，“剪刀”曾是英商弃之不用的注册商标，为规避商业侵权之嫌，方液仙索性把“剪刀牌”改为“箭刀牌”。这样一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四大产品蚊香、牙膏、调味粉和肥皂终于全部成功打入市场。方液仙成了日用化学品领域国货产品最有力的倡导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敬。

　　1908年，德商在徐家汇肇嘉浜南岸创设固本肥皂厂，是颇具规模的机械化制皂企业。1921年，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斥资买下固本肥皂厂，改名五洲固本皂药厂。成为民族企业之后，五洲固本厂开始生产家庭日常洗衣所用的肥皂。1922年，“固本”牌洗衣皂荣膺农商部最优等特奖。此时，国际制皂业巨头英商利华兄弟公司于1923年2月在杨树浦开设中国肥皂公司，生产“祥茂”牌洗衣皂。工厂竣工之际，英商特意邀请项松茂前往参观，提出愿以巨资购并五洲皂药厂及“固本”商标。当项松茂拒绝英商要求后，他们发出威胁：“中国肥皂公司家大业大，只要用甘油项下的收益，就足以把祥茂肥皂免费送给用户而无损于继续发展。”言下之意，就是要用压价竞销的办法来压垮固本皂药厂。

　　其实，“祥茂”肥皂是一种低级洗衣皂，只是我国当时制皂工艺比较落后，所以在中国市场上还能畅销。商品竞争最重要的是质量，项松茂看准了“祥茂”的软肋，大力改进制皂工艺，“固本”肥皂不仅水分含量低，而且表面结实，颜色纯一，去污力强，泡沫丰富，经久耐用。《化学世界》杂志专门发表了一篇《国货肥皂与外货的优劣观》的文章，对两种肥皂的成分进行分析，将两者优缺点公之于世。一些烟纸店的经销商特地在柜台上放置两大碗清水，各放一块“固本”肥皂和“祥茂”肥皂，让顾客自行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种实物对比的方法起到了一般广告所不能起的作用，“固本”肥皂终于确立了名牌的地位。1931年，“固本”肥皂日产量已接近2000箱，各种香皂和药皂超过100多种，成为名副其实的制皂业领头企业。

　　1926年，旅日侨商余芝卿斥资8万两白银，与薛福基、吴哲生共同筹建大中华橡胶厂。1928年10月30日，位于肇嘉浜北岸徐家汇路1102号的大中华橡胶厂正式投产，日产橡胶套鞋近1000双。由于该厂生产的“双钱”牌套鞋质地优良，第一年即贏利20万元。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相继开办大中华橡胶二厂、三厂和四厂，1933年12月改组为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全厂职工有2860人，资本总额300万元，占全国同行业的四分之一，产值占三分之一。

　　当时，上海马路上行驶的各种汽车，有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全部是进口货。就连汽车轮胎，中国工厂还不能生产，充斥市场的是英国邓禄普的“老人头”牌、美国的“固特异”和“固特立奇”牌、法国的“美趣”和“米其林”牌、日本的“BS”等品牌。尽管大中华橡胶厂是以胶鞋起家的，但余芝卿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橡胶轮胎，决定为中国将来的汽车工业打下基础。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开始筹备生产汽车轮胎，并专门拨款20万元。为了学习先进的工艺技术，薛福基亲赴日本，委托一家铁工厂设计图纸，并制造出全部的生产设备。机器装运回国以后，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试制，“双钱”牌轮胎于1934年10月成功投入生产。尽管日产量只有七八条，品种也只有两种，但“双钱”轮胎一经问世即深受市场欢迎。1935年，中华橡胶厂出产的“双钱”牌轮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获特等奖。

　　“双钱”牌轮胎的试制成功和投产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轮胎制造和销售上的垄断。为此，英国邓禄普公司采取跌价倾销的手法，妄图一举压垮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牌轮胎。大中华橡胶厂在改进轮胎质量的同时，销售上也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最后，“老人头”牌人力车轮胎每副跌到4元，“双钱”牌每副只卖3.2元，包用期也延长到10个月，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吸引顾客。几个回合下来，“双钱”牌人力车轮胎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一计不成，再施一计。邓禄普公司以“双钱”牌轮胎的金锭花纹与“老人头”牌轮胎的梅花花纹相似为借口，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诉讼。其实，轮胎花纹图案仅为适合行驶条件而设计，并不具备商标的要件。而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迫于压力，竟然判令大中华橡胶厂停止生产“双钱”牌轮胎。大中华橡胶厂不得不屡次修改轮胎花纹模具，但还是遭到邓禄普公司的蛮横攻击。被逼无奈之下，大中华橡胶厂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诉，甚至直接上诉行政院，结果还是遭到无理驳回。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这桩匪夷所思的“商标侵权案”一时无人追究，事情才不了了之。

　　成长生活于危亡年代的民族企业家，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将个人和企业前途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在致力于实业救国实践的同时，积极参与国货运动和其他反帝爱国斗争。早在1912年，上海最早的国货团体中货维持会成立后不久，项松茂就加入其中，并成为骨干分子。1927年，他与三友实业社沈九成等发起成立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国货团体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长期担任该会常委。从1920年起，项松茂一直是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他利用这一身份，积极为国人争取各项权利，推动华人参政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残杀我同胞，一手炮制了万宝山惨案。项松茂与上海各界人士发起成立反日援侨会，大力开展日货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就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并将五洲固本皂药厂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分发制服，自任营长。聘请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每天在青云路空地上操练一个小时。9月23日，五洲大药房从总经理到工友全体职工，捐献一天工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项松茂接受生产军用药品的任务。1月29日，日军闯入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搜出义勇军军服，当即抓走11名员工。项松茂闻讯后，于第二日毅然前往日军司令部，营救被捕药房员工，不幸被日军劫持。他在狱中严词斥责日本军国主义者杀我同胞，夺我国土的罪行。临危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1月31日清晨，项松茂被秘密杀害于日本军营，时年52岁。项松茂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深入敌穴，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月1日，《时报》以大字标题首先报道了“项松茂失踪”的消息。2月5日，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致函工部局，要求查找项松茂下落。当项松茂不幸遇害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新华周报》发表悼念社论，杜重远等也撰文追悼。国民政府褒扬他“抗战不屈，死事甚烈”，蒋介石题词“精神不死”。在为项松茂举行公葬的祭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货，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险，可以不死；对敌酋长跽乞怜，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项君竟以抗日，拒货，救人，冒险，不辱，不屈，死矣!”为了永远铭记项松茂殉难日，固本皂药厂和五洲大药房在厂徽、店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新试制的牙膏也用“131”作为注册商标，以纪念这位爱国企业家、民族化工业的先驱。

　　为了学习化工技术，大中华橡胶厂创始人、总经理薛福基一度长驻日本，亦时常往来与中日两地，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但他满怀爱国热忱，爱憎分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切齿痛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就在大中华橡胶厂着手拓展新的发展路径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略中国。薛福基一面号召大中华橡胶厂广大职工加紧生产，为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制造飞机轮胎，一面协同天厨味精厂吴蕴初、康元制罐厂项康元等人共同研制防毒面具。这期间，他还亲自动手编写关于轮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讲义，为国防部辎重兵学校的学员讲课。大中华橡胶厂主要生产飞机、汽车轮胎和军用胶鞋，涉及军品。战端一开，上海、南京形势危急，这些重要的化工企业决不能留沪资敌。因此，薛福基响应政府号召，动员工厂全体员工做好准备，积极进行军事体能训练，开始筹划工厂内迁事宜。8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车从公司总部去工厂。当他的座车驶经大世界游乐场门口，适逢中日两军在上海上空发生激战，一颗炸弹落下爆炸。薛福基被弹片击伤后脑，经中西医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31日逝世，时年44岁。英年早殇，赍志而殁，令人扼腕痛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方液仙大力支持十九路军，在中国化学工业社厂区兴办伤兵医院。当年9月，“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方液仙联合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等民族企业，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1933年1月，在南京路慈淑大楼投资设立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5月，又联合吴蕴初、吴鼎昌、蔡声白等人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先后在南京、宁波、汉口等10余处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国货联销网络，继续日货，赢得国人普遍的赞许与尊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方液仙义无反顾，再次出资在胶州路中国跑狗场创办了一所规模更大的伤兵医院。聘请著名外科专家倪葆春教授主持其事，还聘请了不少医生和护士一起救治伤兵，同时抽调一部分员工专门负责从前线运送伤兵和其他联络工作。这一时期，上海一些工商业者，在地下组织的的领导下成立群众国进步团体“益友社”，以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互通信息。方液仙积极支持，欣然出任名誉理事，为该社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后，为了保护民族产业，方液仙向美国政府申请注册，将中国化学工业社改为美商美联实业公司，增补美国人为董事，下属工厂均悬挂美国国旗，以此来应对日伪方面的刁难。同时，他毫不屈服于侵略者的，继续日货，提倡国货。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极端仇视。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积极筹建伪政权，竭力想拉拢商界领袖方液仙。为此，方家镇海同乡、时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前来游说，许以实业部长一职，希望方液仙能与日伪方面合作。方液仙当即婉言拒绝，表示自己只会经商，不懂政治，并劝告傅筱庵：“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要当汉奸，当汉奸绝无好下场，要遗臭万年！”

　　利诱不成，进而恫吓，方液仙经常收到匿名恐吓信。家人非常担忧，劝他出国去暂避风头。1940年7月24日的晚上，方液仙突然接到一个所谓熟人的电话，约他次日在国际饭店见面谈笔生意。第二天清晨，汽车刚驶出方宅大门,就遭到了4名匪徒的劫持。在激战中，保镖陈甫生中弹身亡，方液仙也受了枪伤。方宅的几个仆人以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赶来，匪徒情急之下将方液仙架上预先停在路旁的车子，疾驰而去。起初方家以为只是普通的绑票案，四处托人设法营救，准备用巨款将方液仙赎回，但一直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绑匪头目叫顾宝林，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特务吴四宝手下的得力干将。显然，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政治绑架案，那个神秘的电话原本就是一个骗局。被绑架后，方液仙遭到了日伪特务的连夜审讯。本已重伤在身的他，又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几天后，这位忠贞爱国、坚决不与日伪合作的民族企业家，含恨停止了呼吸，年仅47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地区地下组织整合为工人运动委员会、职业界运动委员会、委员会、教育界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警察工作委员会、近郊区工作委员会等市委直属机构。其中，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是全市各产业工人中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k8凯发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

　　上海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发祥地，但在经济门类中，化学工业起步较晚。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在上海开办近代军事工业。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生产枪炮、火药，并自制无烟火药的基本原料硫酸、硝酸以及硝化棉、雷电汞等化学品。1874年，英国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精炼金银用酸的工厂，后改为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江苏药水厂，它是中国化学工业中第一家外商企业。到了民国以后，民族化工企业相继成立，打破了外商资本独占化工市场的局面。抗战前夕，不包含新药制造业，上海民族化工企业已有90余家，另有外商企业5家。尽管在企业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从规模和产量而言，民族化工业绝大多数是一些作坊式的小厂。

　　位于徐家汇的大中华橡胶厂、五洲固本皂药厂，沪西苏州河南岸的天原化工厂，沪东杨树浦的正泰橡胶厂等民族企业，规模较大，职工众多，有些工厂秘密成立了地下组织。1932年底，上海交通大学地下支书冯伯良到大中华橡胶厂进行建党工作。1933年上半年，大中华橡胶厂建立党支部，属徐汇区工委领导。后因叛徒告密，连续两任支部书记被捕，支部与上级联系中断。1938年上半年，上海市地下组织派抗日协会王大中到大中华橡厂重新开辟党的工作，一大批接受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积极分子相继被发展入党。1940年初，大中华橡胶厂、美亚九厂、金城工艺社三个单位成立联合支部，支部书记由大中华橡胶厂职工邱新培担任。1941年初，大中华橡胶厂支部再次建立，书记邱新培，支委薛福生、夏发法、薛菊秀。1942年2月，邱新培、薛福生、夏发法遭日军宪兵队逮捕，壮烈牺牲，大中华橡胶厂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战役，上海化工企业遭到严重破坏。上海沦陷后，为了战争的需要，日军还乘机扶植兴建了一批与军事相关的化工厂，这些企业相对集中在沪东工业区。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相关规定，敌伪化工产业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接收。战前内迁的部分工厂，以及外地一些企业，陆续迁来上海，化学工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于1945年10月底决定建立沪东化工委员会，简称沪东化委，书记王国荣，委员徐薏君、杨煜珍等。但无论是行业规模还是从业人数，化学工业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远低于纺织、面粉、机械、五金、航运、铁路、市政、公用等支柱型行业。因此，沪东化委主要领导沪东杨树浦一带医药、玻璃、橡胶、制皂、卷烟等工厂党的组织。1946年下半年,化工委员会一度停止工作。1947年下半年，重建沪东化工委员会，书记汪金涛，委员蔡惠民、陈敬筱，1948年又增补陈复初为委员。重建后的沪东化委，主要领导科发药厂、中国肥皂公司、中华烟厂一厂、二厂、正泰橡胶厂、中央化工厂、中央玻璃厂、虹镇拷铲油漆队等单位的地下组织。1948年10月，隶属于大中华橡胶厂的上海大安利记橡胶厂建立地下支部，支部书记丁月仙，支委蔡雪芳、郑振清。支部属沪东区化学工作委员会蔡慧民领导，1949年1月划入榆林区委，由橡胶混合支部朱锡元领导。1949年2月，上海沪东区工委所属正泰橡胶厂建立地下支部，书记张志翔，支委张有生、殷阿章。除了大中华橡胶厂党组织和沪东化委之外，抗战之后几家规模较大的橡胶厂，如义生橡胶厂、永和橡胶厂等也相继建立起地下组织。

　　从事化工行业的工人，对于技术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薪酬收入相对较高。与纺织、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化工行业举行罢工等激进活动较少。但化工系统广大职工，在中国的领导下，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不仅为争取自身利益与资本家斗争，而且为了民族的解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多次取得重大胜利。

　　1939年6月，大中华橡胶厂在地下组织领导下正式成立工会。1940年11月，该厂工会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十三条”，遭到厂方拒绝，地下组织决定开展罢工斗争。12月3日，全厂2000多工人举行集会，成立有邱新培、夏发法、薛菊秀等地下党员参加的9人罢工指挥部，进行了为期13天的大罢工。指挥部以车间为单位，将罢工工人编成班、排、连等组织，并组建以积极分子为主的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显示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罢工期间，大中华橡胶厂的工人们还得到了附近工厂工人弟兄的有力支援。中国唱片厂、五洲固本肥皂厂和申新六厂等企业工人，热情地送来面包等食品。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英勇斗争下，资本家于12月6日与工人代表签订了“劳资信守协定”，全部答应工人所提出的十三项要求，罢工胜利结束。经过这次罢工斗争，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工人，并培养了一大批工运积极分子，其中有的被吸收为党员。1941年2月17日，大中华橡胶厂资本家以“工作时间随意停工，影响生产和蓄意捣乱秩序，存心破坏厂规”为借口，把组织罢工的地下支部书记邱新培、支委薛菊秀开除出厂。离厂后，邱、薛两人在徐家汇同仁街52号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做买卖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斗争。该合作社后来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交通站。

　　1946年1月中旬，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借口裁员，宣布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开除出厂。为此，引发了上电公司声势浩大的“九日八夜”大罢工。其他各业工会，纷纷起来响应，慰问声援，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上海市社会局一手炮制了轰动全市的“索夫团事件”。当时正值春节，上海三星牙膏厂女工要求发年终奖，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来到厂里调节劳资纠纷。他假装站在工人这一边，不仅承诺发放年奖，还让厂方增加工人工资。第二天，吴开先对三星厂女工说：“现在快吃年夜饭了，另外有家厂的工人不听我的话，我担保解决问题叫他们复工，可是他们不相信，请你们一起去帮我讲讲。”接着，外面开来了两部卡车，把不明真相的女工被连哄带骗地弄上了车。卡车开到杨树浦发电厂门口，特务就把预先写好“索夫团”三个大字的旗帜亮出来，强迫女工们高喊：“某某某是我的丈夫，赶快回家吃年夜饭去！”在一片呼喊声中，混在女工中的特务冲进工厂，抓了十几名工人领袖，又把罢工工人强行驱逐。显然，这是上海市社会局破坏上电公司大罢工的一项阴谋，史称“索夫团事件”。事后，有一名参加“索夫团”的三星牙膏厂女工把经过情况详详细细地写了出来，由沪东化委交给上海市委工委。这封信刊登在了《生活知识》期刊上，将特务的阴谋和丑行彻底暴露在了上海工人面前。“索夫团事件”被揭露后，上电2000多名工人去社会局请愿。包括上海电力公司在内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上海电话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上电工人的罢工斗争。

　　1948年冬，政权面临崩溃，物价暴涨，工人生活苦不堪言。正泰橡胶厂地下组织根据当时物价情况，决定向厂方提出每人每月增加五斗米津贴的要求。但资本家借口工厂亏本拒绝增加津贴，还通过伪工会从中压制。地下组织决定进行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们增加津贴的合理要求。正式职工生活困苦要求加薪，而正泰橡胶厂的临时工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连最低生活也难以维持。于是，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地下组织指派员张有生在临时工中开展工作，经过与资方和上海市社会局多次的反复斗争，正泰橡胶厂于1949年3月同意270多名临时工全部转为长工。这是化工系统地下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所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安利记橡胶厂工人在该厂地下组织领导下组成一支有100多人参加的护厂保安队，日夜警卫，防止机器设备遭受破坏，并在地下员郑振清带领下上街维持社会秩序。正泰橡胶厂地下党支部组织一支250多人的护厂保安队，积极参加保卫工厂的斗争。5月25日凌晨，中国人民进入沪东地区时，包括大安橡胶厂、正泰橡胶厂职工在内的保安队员们，手拿铁棍、木棒或日常劳动工具，走上街头维持秩序，并配合打击残匪，为上海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此之前，为适应上海面临解放的新形势，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于1949年1月将地下党的组织形式从原来按系统垂直领导改为基本按地区分块领导。2月，沪东化工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所属党组织统一由沪东区委领导。

　　如今，在杨浦区临青路136弄5号，还留有一处当年沪东化工委员会联络点的旧址。1945年10月，沪东化工委员会成立，联络点位于黄兴路中王家宅37号。1947年下半年，沪东化工委员会重建，联络点设在临青路临青坊5号。黄兴路中王家宅37号，解放后改为194号，该联络点早已在市政建设的过程中被拆除。而临青坊，解放后成为临青路136弄，该弄5号沪东化委联络点旧址，占地面积80平方米，现为普通居民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