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

　　这时的茶坊兵工厂还主要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但实际上，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

　　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他找到沈鸿。沈鸿一口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等，要做成功没那么容易。于是，钱志道先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张草图，沈鸿再拿着草图去研究。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当时人们研制的一种“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当地人还记得，曾经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

　　刘贵福之子、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国梁说，一度，窑洞里放着满满的缴获的机枪步枪，没人修理，刘贵福等人去了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100多挺机枪。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曾两次对延安进行轰炸，刘贵福受命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

　　他们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六天六夜，改装出两挺高射机枪，架设到山头上。

　　经过3个月不断钻研，他们真的自主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干脆就叫它“无名式”马步枪。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说：“黄崖洞山高、路窄，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一人把守百人难入。”

　　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

　　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在《刘鼎传》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的了解中，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围着武器端详，都夸这武器。

　　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

　　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雪上加霜的是，敌后兵工厂在“扫荡”和“清乡”中，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

　　92岁的新四军兵工厂老战士陈光中记得，自己一直背着15发子弹，有一次，一场战斗下来，“我打了3发子弹，回来挺后悔，我说我多打了子弹”。

　　很多电影中没有表现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捡回弹壳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装填进火药，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

　　当时的军事工业普遍使用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常被称为“黄火药”。生产“黄火药”，正规的化工设备和原料必不可少，但敌后的兵工厂一穷二白。

　　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军区惊讶地发现，早在1940年，这里就靠土办法做出了高品质的黄火药。

　　87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四川核工业局综合处原处长李士勤说，做火药要用硫酸，衣服因此被腐蚀得厉害，“比叫花子还难看”。

　　新中国建立后，当年黄崖洞兵工厂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原来的金陵兵工厂旧址上，再次矗立起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

　　当年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由他们生产。

　　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生产为主业，新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都在这里诞生。天生赢家 一触即发